信仰，告诉我们的是教义，启示，给予我们的是律法；对信仰，你可以信，也可以不信，而律法，却命令你必须遵守，否则就是惩罚。而且，更为重要的，在于律法与现代政制、现代法律的终极根据有关。如果一种政制不是从上帝所给予我们的启示为其权力依据，那就一定会陷入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辨迷雾；换言之，法律的正当性如果与最早的神圣律法无关，那就一定是人的理性建构起来的。而人的理性总是有限的，这从现代社会各种各样的「理性的争执」就能看出来。信从理性，也就是信从无休无止的争论、辩驳、改进和永无止境的完善；信从启示，则必须始终忠诚于律法的命令。「这就是关于甚么才能构成一个善好的、真正有约束力的法律社会的争论。」9作为哲学家，是相信自己的理性可以建构一个完美的「法律社会」，还是以理性的方式为启示所给予我们的「神圣法律」作论证，深化从哲学上遵从律法的理由，这就是中古时期的哲学家们所理解的理性与现代哲学家们所理解的理性的不同。相应的，被认定为「合于理性」的「自然」指的是一种「共同体」的「自然秩序」还是「单个人」的「自然本性」，也就成为有关何谓「自然法」与「自然状态」的另一争论要点。斯特劳斯再从这种不同退后一步，回到古代希腊，就发现苏格拉底在《克里同篇》中就一再告诫哲学家，不要因自己承诺要达到自由和能建构法律而败坏哲学的声誉。柏拉图也在他最后的著作《法律篇》中说，正因为「自然」体现着神意并为人意所觉知，所以哲学才认定神超乎「自然」而又不否定「自然」，而「自然」（physis）这个概念，也只有在神意的基础上，才可能使「自然的道德法则」成为可能。「换言之，理性在生成一种真正令人信服的、人皆认可的道德方面是有局限的，出于神法的道德可能是历史上为人所知的唯一『真的』道德法则。只有用自己绝对的大全意志从虚无中创造出世界的全能上帝，才能把『十诫』启示给人类，使他们在道德上成为至高法则。哲学家只能建议或劝告，不能命令，因为，就特定行为而言，哲学家在理性上不知道、也没有能力知道绝对命令。」10律法是一个向真理攀登的有很多层次的阶梯，大体上可分为三层：第一层是一般的人追求宗教虔诚和道德上的善，律法通过引导一种高尚的生活来做到这一点；第二层指的是那些道德-宗教人（moral-religious man），他们通过献身于教化人们去追求关于上帝的最高的善而达其可能的信仰；第三层是哲人（philosophic man）或潜在的先知，因为律法允许人们自由地寻找智慧，并许诺最终将获得永恒的真理。这样，第二层的「道德-宗教人」就会与第三层的「哲人」发生争执，这种争执，也就是追求道德虔诚的生活与追求智慧的生活的争执。斯特劳斯说，在追求智慧的生活中，哲人必须怀疑一切道德和宗教所要维护的观点，但是，大多数人不能在对宇宙、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折磨人的怀疑中生活，而如此怀疑又是哲人生活中最有意思和最重要的部分，无论他们得出的结论多么荒谬；所以，哲学思考只能是一小批人的事，他们需要怀疑的生活，如果要表达，也只能隐晦地说，把自己真正怀疑的东西隐藏在文字的后面，同时接受一种最大的先知也就是摩西的律法的指导。只有这样，哲学才既能在怀疑中繁荣发展，社会的道德生活又能「在哲人们必然发动的怀疑攻击下得到妥善保护」。11这里面又涉及到哲人与民众、显白的坦露与隐讳的表达之间的关系，所以很能引起当代善于思考的人们的兴趣。其实黑格尔在反驳康得的道德「绝对命令」时也表达过大体相似的观点：绝对命令意在使个人具有道德上的自主权，希望把道德个体展示为一种优于和外在于任何实际社会秩序的立场和标准，但一个这样的人到底在哪里才能发现这样的标准？答案是只能在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所已经确立的社会实践中」；所以「唯有在一定类型的社会里才能过道德生活」，才有康得所谓的道德的「绝对命令」；而且就绝大多数人而言，他们所有的标准也不是通过选择而来（其实支配我们选择的标准本身就是不能选择的），而是作为某种「权威性的东西而强加在个人身上的」；这种强加的东西就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讲到「伦理」时所说的糅合着「神启」与「血缘」的「神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