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精神：启示神学与政治神学世界政治论文

2011-05-27 18:02:47 来源: 互联网责编：楷维留学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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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是全球（现代）化（世俗化）的领头羊，同时又以如此虔诚的宗教面目推行「反恐怖战争」，这就至少在理论的彻底性要求上，使所有的人都不得不面临着这样一种两难的处境：或义无反顾地继续前行，或不断回头，以求在心理上回复那种再无可能的神圣与虔诚。

　　但谁又能说这种「回复」就一定「好」呢？

　　一位朋友对我说，凭甚么说怀疑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就一定不好？没有宗教冲突，内心也感受不到这种冲突，我们不就生活得更安稳、更平和吗？问题在于还有没有对一种更美好的制度或生活状态的理想。

　　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的「代序」中就说，「假使人们只有欲望和理性，就会满足于生活在弗朗哥当政的西班牙、军人统治下的韩国或巴西等市场导向的专制主义国家。」他所说的那种在人的灵魂中除过欲望与理性（算计）之外，还应该包含着的涉及到「获得认可的要求」、「理想」与「自尊」的东西，说到底，不是人定的就是神给的；人定的就是相对的、可变的，神给的就是绝对的、普世的。

　　关于斯德劳斯的「启示神学」，我也只能把话题局限在格林（Kenneth HArt GREen）的一篇题为《现代犹太思想流变中的斯特劳斯》5之中。这篇文章中有一个小标题，叫「斯特劳斯的迈蒙尼德主义」，里面专门谈到了「启示神学」的问题。

　　迈蒙尼德（Moses Maimonides，1135-1204）是中世纪的一位西班牙犹太人，代表作就是大名鼎鼎的《迷途指津》（The Guide For The Perplexed，傅有德、郭鹏、张志平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版）。斯特劳斯很推崇迈蒙尼德，认为自己的政治哲学的思想和方法都源自于他有关「启示」的学说。在斯特劳斯看来，现代哲学整个被自己的野心误导了，因为「它对事物的知识仅仅依据断定，而这是超乎其能力之外的」6对于超乎人的理性能力之外的事，人只有信赖启示。在理性与启示的对立中，「难道理性就配为胜者，也就是说，能证明神的启示不可能？更不用说证明它可被拒斥。如果现代理性做不到这一点，难道从过去继承而来的智慧，也就是中世纪或者正统犹太思想的遗产都该被拒斥为愚昧？」7

　　斯特劳斯之所以要「复归迈蒙尼德」，就是因为在迈蒙尼德那里，「信仰不是启示宗教的关键概念，而现代人却认为信仰是启示宗教的关键，从而生硬地将信仰与法律或诫命剥离开来，而后者实际上才是根本。换句话说，启示之所以对作为哲学家的迈蒙尼德有意义，乃是就其以神的启示法律（a divinely revealed law）的形式出现而言的，而且启示这种形式（如斯特劳斯的斯宾诺莎研究所示）从未被理性拒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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