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精神：启示神学与政治神学世界政治论文

2011-05-27 18:02:47 来源: 互联网责编：楷维留学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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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种论述中也可以看出施密特的「政治神学」具有一种「强硬的不妥协性」。可惜这种「不妥协性」并未落实在「法的精神」上，而是落实在不再需要理由的「创造」与「决断」上。如果说自由主义的「社会契约论」需要一种「自然状态」（人与人的战争状态）作为前提的话，施密特的「政治神学」却需要为「自然状态」中的这种「战争状态」提供一种「政治的」说明；这就涉及到人的政治性的生存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国家的本质使其必然倾向于作出绝对的决断」，这种「决断」，就如「上帝是从虚无中造出万有」、而且不需要理由一样，也是一种不需要理由的「决断」。14斯特劳斯曾说过，一个不相信创世论，尤其不相信「从虚无中造出万有」的人也能信仰上帝（《斯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哲学》第132页），但施密特却要说，一个不知道「决断是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而且也无须辩护的人则完全不懂得人的政治生活。能够使自己有「决断力」，而且能担保自己的「决断」「永远正确」的，当然只能来自于教宗、诫命和自己「正统的信仰」。

　　这是一种在20世纪初为德国人所特有的「积极的虚无主义」，即当现代人不再知道为甚么活着和怎样才能应对渴望时的那种只有从虚无中才可获救的「神学意志」。它既可能与希特勒的上台有关，也可能会促使我们更深入地从人的生存论上理解政治与神学的关系。

　　这使我想到了有关我们中国的第三个问题：无论是斯特劳斯还是施密特，他们之所以引导我们往回看，挑起「古今之争」，无非是因为在中古时代，法、道德、教义是不分的，而且都统摄在神圣启示的光环下。那么在我们中国古代，我们的准宗教（儒学）、政治、伦理不也是不分的吗？李泽厚说，这就是中国的「伦理秩序和政治体制具有宗教神圣性的根本原因。但也由于巫传统，巫通天（神）人，人的地位相对高昂，使中国文明对人的有限性、过失性缺少深刻认识」16中国的儒学，加上「巫传统」，到底能不能算宗教，本身还大可质疑；但李泽厚强调我们「从文艺到哲学缺乏对极端畏惧、极端神圣和罪恶感的深度探索」，则无疑也是在试图揭示我们文化传统中「宗教缺失」的一面及其后果。我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时的一位老朋友钟国发不久前出了一本书：《神圣的突破：从世界文明视野看儒佛道三元一体格局的由来》（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版）也是想为中国文化传统提供一种宗教的参数。至于所有这些是否有助于解救国人当下的精神危机则另当别论。

　　然而，这二十多年来，在「改革开放」中，我们在学术上所要做的，不就是这样相关的两件事：使法的观念从古老传统的道德制约与后来的政治制约中解放出来吗？怎么现在又想到了政治、伦理与法在「启示神学」与「政治神学」名义下的合一？

　　到底在哪里探究「法的精神」的起源或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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