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晚年著作对毛泽东研究有极高价值

2011-05-31 09:40:21 来源: 互联网责编：楷维留学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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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的失败并未使毛死心。文革中他又设想了一个乌托邦社会和全面发展的新人，每个人都同时是科学家、艺术家、劳动者、哲学家，因此要打破社会等级体制和官僚机构，干部下放农村或干校参加体力劳动和思想改造，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工农兵管理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一直到他告别人世前两年，还要再搞一次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学理论运动”──“黄河不到心难死。”

毛是自我意识极为清晰的人，他坦承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赶走蒋介石，二是搞了“文革”，其间有关系是很明确的。早在1921年，毛就在给蔡和森的信中说：“试问政权不在手怎样去改造社会？”如果说赶走蒋介石是夺取政权，是按照其理想改造中国的前提的话；那么文革则是这种改造中国失败后的反攻。所以，不是什么别的，而是“三面红旗”才是毛社会理想的枢纽。也正因此，毛泽东的错误才有其严肃的一面。

从岳麓新村到人民公社，抽象地讲，不但不是什么不好的东西而且还相当诱人。如果像“五四”时代那样只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的实验，也可能对社会变革发挥一些示范性意义。但1958年的狂热，决无正面意义，原因在于它和专制权力结合在一起：权力推动理想进入实践，理想赋予权力以合理性，其结果是几千万人死亡。直接教训是：理想不是幻想，任何理想必须理性；任何一种组织形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必须以社会成员的自由选择为前提。

更重要的教训可能是：治理国家不能靠理性设计。为了实现其理想蓝图，毛泽东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手段，其对中国社会的控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可谓“全国山河一片红”。然而，不但在当时就没有实现，而且在毛泽东之后仅仅几年时间，“革命人民”就迅速以致富有为荣，洗刷过一遍又一遍的国民心灵又立即向金钱膜拜：人性并没有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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