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晚年著作对毛泽东研究有极高价值

2011-05-31 09:40:21 来源: 互联网责编：楷维留学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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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以”大跃进“为中心

大跃进的狂热只维持了二个半月（从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到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其荒唐就已暴露。党内外异议甚多，毛本人也有所觉察，但仍要一意孤行，通过打倒彭德怀而使已经疮痍遍地的中国再度雪上加霜；在几千万人饿死之后，才稍作让步，但在理论却坚决不允许否定”三面红旗“。一旦状况好转，又迫不及待地以给林彪信的方式（”五·七指示“）重提公社化模式，彻底打倒60年代初主持收拾公社化烂摊子的刘少奇等人。

如此固执，不仅仅是个性和权威的问题。”大跃进“所体现的社会理想，是毛一生的追求：

青年时代的毛曾想在岳麓山建立”新村“，但当时他只是一文不名的穷书生，其处境正如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的康有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毛1919年的《学生之工作》也构想了合若干家庭为一新社会，包括农林牧副渔的毛式“新村”，但当时他同样“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新村”的路。1949年他成为中国的主宰，抗美援朝和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使他可以无视任何国际舆论；“三大改造”的成功使他拥有支配全部国家资源的权力；反右使他摆脱了任何监督。于是从1958年开始，毛终于“有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了：

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它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李锐，1999B：262）

薪水制、城乡区别、社会分工、甚至家庭等等都属于必须破除的“资产阶级法权”，只有消灭私有财产、消灭商品、消灭社会差别的所谓供给制、平均主义、政治挂帅、军事化体制等才是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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