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民主立法的沟通、协商、博弈和妥协功能。由于现代社会利益的多元化、民众需求的差异性、人们认识的多样性等原因，民主立法必然面对错综复杂的问题或矛盾，面对民众多种意见和不同利益寻求立法机关承认和保护的立法诉求。当存在民众多样化利益的意志表达和立法没有统一标准的矛盾情况下，立法作为体现民主、公平、正义的一种解决问题和矛盾的艺术，就不仅需要立法机关与立法涉及的利害关系人进行沟通、协商和博弈，以便了解民众的需求，解释立法机关的考虑，而且特别需要让立法涉及的各方面利害关系人进行沟通、协商和博弈，让大家充分陈述各自的观点和理由，表明对立法的意见和要求。但是，这里应当区分立法机关中人民代表的博弈和公众参与立法过程中的博弈。人民代表的多数意见应当反映和代表多数人民的意见，“只要人民代表之多数把与利益群体进行讨价还价动作运作之基础，那么这个多数就绝不可能代表人民之多数的意见”；[8]但在公众参与立法方面，不同的利益群体应当具有充分博弈或者讨价还价的平等机会，这样才能体现民主立法的本性，实现公众参与立法的目的。
      民主立法就是要让人民群众讲话，发表各自对于立法议题、法律规范等的看法，通过意志表达以寻求自己利益在合理范围内的最大化。但是，民主立法既不可能是少数人或某个利益群体的“垄断立法”，也不可能是所有参与者平分秋色的“散沙立法”，因为两者都有违民主立法的本质。为了防止民主立法的异化进而走向“垄断立法”或者“散沙立法”的两极化，为了寻求合理的立法安排，就应当使所有立法者有充分表达的机会，在充分表达自己观点、主张、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彼此之间进行沟通，相互之间进行协商，遇到冲突和矛盾既有博弈的机制又有妥协的程序，从而达成理性的立法目的。“由于各种利益和意见可能的复杂性，政策的制定肯定要涉及大量的谈判。”[9]例如，在《破产法》修改过程中，“牵涉利益主体之众多、博弈之复杂，一般人很难想象。债权人、债务人、消费者、厂商、境内外投资者、职工、政府……几乎市场中的所有主体都参与了这场博弈。《破产法》12年的立法过程，实际上就是各方对市场经济权利配置的认识和争议的过程”。[10]事实上，任何个人、群体或组织不要指望自己可以垄断立法，否则就会导致“专制立法”；任何个人、群体或组织也不要指望自己的意志和利益诉求定会百分之百地成为法律的内容，否则就会使“立法”陷入僵局、一无所成。
      民主立法的过程，就是立法主体在理性指引下进行沟通、协商、博弈和妥协的过程，其目的就是要在意志主张的多样性中努力达成共识，在利益相左的复杂性中竭力找到平衡，在矛盾冲突的焦点上“砍一刀”；就是要在充分发扬民主、彼此进行沟通、协商和博弈的基础上，寻求相互妥协的立法方案。妥协是民主立法的内在要求和美好艺术，没有妥协，就没有民主立法。立法就是要允许人们充分参与，积极讨论，争论协商，博弈妥协，这样才能真正体现立法的民主价值特性；执法就是要不折不扣的执行，不允许讨价还价，这样才能真正体现执法的效率价值特性；司法就是要中立超脱，不允许外界干预，这样才能体现司法的公正价值特性。如果立法缺乏必要而充分的讨论、博弈和妥协，势必会在执法、司法过程中显现出来，执法必严、司法公正就会大打折扣。
      民主立法中的妥协是一种理性、谦让与和谐的美德。“立法过程要以包容性的态度对待所有相关观点，并要对可能出现冲突的现实背景非常敏感。[11]”民主立法应当具有妥协和包容精神，不仅私权利的利害关系人之间要寻求妥协，公权力的立法关系主体之间也要寻求妥协；不仅立法机关与其他公权力主体之间在非原则问题上要寻求妥协，立法机关与私权利的利害关系人之间在非原则问题上也要寻求妥协。在追求分配正义的目标下，民主立法应当树立没有沟通、协商、博弈和妥协，就没有立法和谐的观念。当然，民主立法强调的妥协，绝不是没有斗争、没有原则的妥协，绝不是可以违背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立法内在规律的妥协。正如马克思所言，立法者“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