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主立法的价值
 
      在哲学范畴，“所谓价值，就是客体与主体需要之间的一种特定(肯定与否定)的关系。”在人与外界事物的关系中，作为客体的外界事物对与作为主体的人的有用性和有益性，构成了价值的基本关系。立法价值通常不是指立法作用或立法的有用性，而是指立法主体的需要与立法对象（法律所要调整的对象）间的相互关系，表现为立法主体通过立法活动所要追求实现的道德准则和利益。所谓立法主体，在民主政体下是指立法权效力范围内的全体人民，特别是他们的立法代表。立法者作为全体人民的代表所要谋求实现的，不仅是立法内在的崇高道德准则——正义、公平等，同时也是立法外在的利益形式。这种正义与利益的结合，构成了现代立法价值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在有的西方学者看来，“‘公平’一词常被用来解释‘正义’，但是与‘正义’一词的一般意义最为切近的词是‘应得的赏罚’。一个人如果给了某人应得的或应有的东西，那么前者对后者的行为便是正义的行为”。[1]对正义的理解和认识，往往表现为一种“应当”的道德评价。而是否“应当”，刚来自于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中形成的道德体系。亚里士多德和他的追随者强调“分配正义”，意思是指社会利益和社会负担应得到合理分配，体现在立法的指导上;就是要使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等的规定处于一种合理状态。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中主张，对所有的社会基本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财富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一种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基于这种正义理念，他提出了两个正义原则：一是平等自由原则；二是差别原则和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第一个原则不难理解，而差别原则是指分配的正义要“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正义通过包括立法在内的各种制度的合理分配而得到实现。分配的价值取向是实现正义，而正义的外在形式就是公平的利益－－有形的或无形的各种利益。
      在民主法治社会中，立法的基本功能与核心价值在于实现“分配正义”。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理论，还是罗尔斯、诺奇克的正义理论，都对“分配正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探讨，他们有关分配正义的思想观点，对我们认识民主立法中的“分配正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分配正义要求社会收入分配形式应当符合正义原则；国家或者其他主体通过社会制度的安排，来分配民众的基本权利义务，分配社会利益的归属。把“分配正义”的原理引入法治领域，用于分析立法、执法、司法等法治环节和现象，可明显看出，立法大致相当于“分配正义”，执法大致相当于“执行正义”或“实现正义”，司法大致相当于“矫正正义”。在民主立法意义上的“正义”，既包括如公正、平等、自由、民主、人权、和谐、博爱、理性等抽象的价值范畴，也包括利益、权利、权力、义务、责任、需要、关系等具体的现实范畴。通过立法的“政府分配不可避免地涉及在冲突的价值观念中作出选择，”[2]而民主立法的过程，就是追求正义的过程，就是通过合理配置权力、设计制度、设定权利义务、分配利益、调整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等方式，分配各种类型、各个层面的“正义”。
      民主法治社会之所以需要立法并且乐此不疲，之所以需要“分配正义”并且把立法作为实现“分配正义”的一种主要方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主立法的特定使命、价值和功能使然。民主法治社会需要通过立法这种制定行为规范、建章立制的方式，通过对各种复杂甚至冲突的利益的分配，对法定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的配置，对各种社会关系的确立、变更和调整，对各种需要的满足、抑制和平衡等等，以实现人类的最高价值——正义。契姆·佩雷尔曼指出，分配的正义有六种观念：一是无差别地平等地分配价值，这是一种抽象的绝对公平；二是按照德行分配价值，这是一种道德标准；三是按照劳动分配价值，即所谓“按劳分配”，这只能保证同等效能的人之间的相互平等；四是按照需要分配价值，这就要求缩小贫者与富者之间的不平等差距；[3]五是按照身份分配价值，这表明只有在身份相同的人之间的分配才是平等的；六是按照法律权利分配价值，也仅体现为公民在适用法律上的一律平等。[4]除了第一种理想化的绝对平均的分配标准外，无论采用其余哪两种或哪几种标准进行分配，结果都不可能是平均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