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晚年著作对毛泽东研究有极高价值

2011-05-31 09:40:21 来源: 互联网责编：楷维留学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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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右派

1957年的反右大获全胜，“右派”的头面人物纷纷检讨过关：《向人民低头认罪》（章伯钧）、《我的初步交代》（罗隆基）、《思想检讨》（龙云）、《自我检讨》（陈铭枢）。但1959年，他们的胆子似乎又大起来了：

章伯钧说：1958年搞错了，炼钢失败了，食堂办不起来了，大办水利是瞎来。

罗隆基说：物资供应紧张是社会制度造成的。私营工商业改造有毛病。现在人民怨愤已达极点。共产党说是唯物，实际上最唯心。

龙云说：解放后只是整人，人心丧尽，内政还不如台湾。全国干部数量，比蒋介石时代成百倍增长。

陈铭枢说：供求相差惊人，几年之内也难恢复正常供应。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就早该“下诏引咎”了。他们实行的不是列宁主义，而是斯大林主义。（李锐，1999A：52─53）

即使两年前，他们的言论也不过如此，到底是道义担当精神的再现还是借机出气发牢骚？其实并不重要。1957的反右已经把他们“搞臭了”，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公开的或潜力在的政治活动空间，正忙着赶美超英超苏的毛泽东已无需再认真地关注他们。从1958年开始，毛警惕的目光已转向党内：1958年狠批周恩来、陈云的“反冒进”；1959年批彭德怀，进入1960年代后酝酿反对刘少奇等等。他甚至借用右派言论进行党内斗争：“章伯钧说国务院只给成品，不让参加设计，我很同情。不过他是搞资产阶级政治设计院，我们是无产阶级设计院。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李锐，1999C：77）

从50年代中期批判邓子恢的右倾错误时，毛泽东就意识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敌人不在党外而在党内。这就是1958年他多次说的，“反日、反蒋、土改是比较一致的，但在搞社会主义合作化问题上，就不同了。”这一观点直接通向“文革”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等判断。所以，毛虽然在庐山会议上多次痛骂这些右派言论，会议结束时还宣称要写一篇万字长文向包括右派在内的国内外敌人宣战，但他确实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再次发动反右斗争。而且，在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1959年8月24日，毛还给刘少奇写信，提出给部分右派分子摘帽问题；同年12月5日，报纸公布了摘掉包括蒲熙修、潘光旦、费孝通等著名右派分子的消息。事实上，那些知名的“右派分子”在被剥夺了政治地位和个人尊严之后，生活条件仍有相当保障，章伯钧从行政3级降到7级，警卫、秘书、公务员仍然保留，只是小车由“吉姆”变成了“别克”，罗隆基从4级降到9级，工作人员没有，但原则上可以向政协机关要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真可以无忧无虑的安心养老了。1966年，他们受到大规模的虐待，一些甚至在肉体上被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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