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蒙古语诵经对传承和发扬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作用。
　　有清一代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发展过程中“蒙古化”现象的另一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蒙古语诵经仪式的产生。
　　16世纪后半期藏传佛教再度传入蒙古时，喇嘛或寺院的诵经仪式仅仅使用藏语诵经，尚未产生蒙古语诵经这种特殊现象。蒙古语诵经仪式的产生与藏传佛教高僧内齐托因的传教活动有密切的联系。内齐托因是卫拉特蒙古土尔扈特部贵族墨尔根特穆纳之子，大致生活在1587年至1653年之间。1607———1619年期间他到西藏扎西伦布寺，在四世班禅指导下学习佛教经文，学成之后赴内蒙古地区传教。他在呼和浩特附近的大青山山内修行时，曾到呼和浩特参加那里举行的大召法会，因内齐托因用蒙语诵金刚经而遭到大召喇嘛们的非议。17世纪30年代，萨满教“翁滚”盛行的内蒙古东部的科尔沁等部蒙古人之所以最终皈依藏传佛教，与内齐托因的用蒙语传法有直接的联系。受内齐托因蒙语传法或蒙文诵经之影响，内札萨克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中旗的巴音和硕庙、昭乌达盟巴林右旗的特古斯布日德勒图寺、阿鲁科尔沁旗的赫西格西图格齐寺、扎鲁特旗的格根庙、察哈尔的察罕乌拉庙、乌兰察布盟乌拉特旗的梅力更庙、呼和浩特的小召、外扎萨克蒙古莫尔根王旗的浩尼齐庙、图谢公旗的毕力宫寺、北京的黄寺等寺庙在举行各种法会时全部用蒙文诵经。据统计，在内外蒙古蒙文诵经的寺庙共计64座。〔4〕以蒙文诵经的蒙古地区寺庙中，乌拉特旗梅力更庙最为典型。在近二百多年的历史当中，该寺比较完整地传承了蒙古语诵经的诵经体系。梅力更庙的蒙古语诵经经过了从“老诵经法”到“新诵经法”的发展阶段。〔5〕“老诵经法”是通过初创者内齐托因及其弟子梅日更格根一世鼎瓦喇嘛以及经师乌古里衮达赖、诺们达赖、丹毕坚赞等高僧的努力下形成的。
　　其特点是经文的翻译过多地局限于原文词句，逐字逐句的机械翻译造成了译文接近于长篇文章的形式，缺少诗律特征，诵经韵调基本运用原有的藏文诵经韵调，经文与曲调不协调，尚未形成适合与蒙古语经文的具有相对独立特点的诵经韵调。“老诵经法”虽然有不足之处，但在它的形成过程中基本完成了藏文经典的翻译工作，并且将其运用到了实际的诵经仪式中，实现了蒙古语诵经仪式的初期模式，为“新诵经法”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蒙古语“新诵经法”的彻底完善是在三世梅日更格根罗桑丹毕坚赞时期。他翻译、编著大量的经文以及世俗诗词、歌曲之外，还著有三十三章《黄金史》、《梅日更格根医方》、《阴山药物》等重要历史和医学著作。他还根据蒙古萨满教经文撰写了《伊孙苏力德腾格里音桑》、《圣祖成吉思汗桑》、《百老翁桑》等大量的仪轨文使用于各类佛教仪式中，并根据本寺“查玛”乐舞，于1750年编写了《钻石》一文，详细阐述了蒙古“查玛”乐舞的表演意义和详细的表演步骤。尤其是他与经师诺们达赖合作，在已有佛教经文的基础上，对照梵文、藏文经典翻译成蒙古文经典，将翻译后的经文统一为具有严格格律的诗歌形式重新创作、配置了诵经韵调和模式，使得蒙古语诵经更加符合蒙古语言的特点，与原有的“老诵经法”相比有了明显的改进。“新诵经法”的主要特点在于将佛经译文规范为诗歌形式加以严格的格律化，重新创作编配了诵经韵调，实现了经文与诵经音调的完美结合。这种具有蒙古音韵的格律化佛经诵经方法，既有利于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喇嘛同时诵经的节奏，又便于不识字喇嘛们背诵长达几百几千行的佛经。〔5〕总之，蒙文诵经的格律特点虽然受到印、藏诗歌格律的影响，但由于蒙古语言文字自身的特点以及罗桑丹毕坚赞所创诵经韵调的独创因素，使得传承至今的蒙古语诵经在诸多方面与藏语诵经有很大的区别。这不仅对传承蒙古族传统文化起了重要作用，而且通过蒙古文诵经，佛教的蒙古化更为明显，富有异彩。
　　〔参考文献〕
       〔1〕乌力吉巴雅尔。蒙藏文化关系史大系·宗教卷〔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288.
　　〔2〕丁守璞，杨恩洪。蒙藏文化关系史大系·文化卷〔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156.
　　〔3〕〔德〕海希西。蒙古宗教〔A〕。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32-33辑）〔G〕。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
　　〔4〕色·嘎拉鲁。蒙传佛教佛经文化艺术史（蒙古文）〔M〕。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1064.
　　〔5〕包·达尔汗。罗桑丹毕坚赞与蒙古语诵经仪式〔J〕。内蒙古大学学报，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