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5-25 15:50:09 来源: 互联网 责编:楷维留学指南
章:在我对中国文学的总体考虑里边,先是觉得文学的发展跟人性的发展相关联,是同步进展的。后来觉得这个看法还存在一些问题,因为对于文学本身的特征还没 有给予应该有的重视。再后来又进一步感到,人性的发展和文学本身特征的发展实际上也是同步进行的。文学本身的特征又是有它的相对独立性的,也就是有一个它 自身的继承跟发展的过程。将人性的问题纳入到中国文学的演进中,这个跟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有关系,也可以说关系不大。因为我的这种观念,很早的时候 ———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有了。当时我读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其中说:“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 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繇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即或心应虫鸟,情感林泉,发 为韵语,亦多拘于无形之囹圄,不能舒两间之真美……”据我那时的理解,“持人性情”就是对人性的限制、束缚,而在人性受到束缚以后,是连自然美都写不出 的。特别是1952年进入复旦以后,在贾先生的熏陶下,我认真读了胡风的八本文艺论文集,我认为胡风所反对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其实就是对人性的扭曲。所以那时就有了人性与文学发展密切关联的看法。不过因为1955年政治上开始的对胡风的全面批判,我便以为自己这方面不对。但是再后来,经过反复地思考,我 还是觉得,自己早年的这些看法是有道理的。所以我说我的这种观念跟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人性问题的讨论有关系,也没有关系。有关系,是因为我原来认为文 学跟人性关系很密切的看法,在80年代初重新讨论人性问题的气氛下,越来越肯定,我认为它确实是无法推翻的;说没有关系,是因为如果我原来没有接受到胡风、贾先生他们的这种理论观念,仅仅是80年代初关于人性讨论的热潮,大概也无法直接影响到我,使我形成这种看法,因为那时候我年龄也不小了。(笑)将人性的发展贯彻到文学史的演进中,在我80年代写《金瓶梅》《二拍》的文章里,就已经表现出了这样的想法,只不过没有说得如此明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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