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要从“自然神论”说起。“自然神论”(Natural Religion)不应混淆于自然崇拜(Religion of Nature)，前者的直译是“自然宗教”，区分于“启示宗教”。在基督教传统中，上帝的启示(revelation)就是《圣经》，《圣经》解释世界、指导人生，是来自于神的真理。而自然宗教却认为自然(即，世界)本身就是上帝之书，而人的理性是上帝所赐，所以，理性地观察自然同样能够得到真理。一六三三年，英国人爱德华•赫伯特(Edward Herbert，1583-1648，玄学派诗人George Herbert的兄弟)出版了小册子《论真理》(De Veritate )，宣扬人的理性来自上帝，所以，人可以不独依靠天启(即圣经)或宗教传统追求真理，此书旋即为天主教会所禁。与赫伯特同为自然神论代表的还有法国人让•柏丁(Jean Bodin，1530-1596)。柏丁和赫伯特生活在新教脱离天主教并引发战乱的后宗教改革的时代，均以外交为职业，他们目睹着欧洲大陆上的宗教战争和英国内战，深刻意识到基督教内部的分裂和敌视之害，并因此而呼唤多元视野和宽容精神。他们的时代的另一主题是殖民扩张，欧洲人在亚非拉与诸多异教徒接触，比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更为广阔的世界在他们眼前展现。基督徒不得不对之作出反应，他们一方面必须承认基督教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竭力从这一特殊角度出发寻求所谓的普遍宗教，在他们的环境里，“普遍”意味着新教天主教的门户之争本无意义，而基督教与异教的差异也只是共同本质表面的浮光掠影，这几乎是一场“世界大同”的乌托邦之梦，游移在美好理想和残酷现实之间。可早期自然神论者的处境颇为尴尬，他们以护教为职，却被教会视为异端分子;他们亲近于自然科学，却被经验论者洛克视作神学余孽。这种尴尬不仅为后辈马修•汀戴尔(Matthew Tindal, 1657-1733)和约翰•托兰德(John Toland，1670-1733)等人继承，更是确定了宗教学发展的基调，时至今日，宗教学仍然在“脱离西方神学”的不懈努力中承受着“变相继承西方神学”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回到汀戴尔和托兰德那里，与态度相对含糊的柏丁和赫伯特相比，他们不再谈论启示，却绝不会因此而摒弃基督教，因为，他们的任务就是把基督教辩解成自然、理性的宗教!

　　也许有人要问，既然基督教自然化理性化了，圣经启示又何必存在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圣经》本就应被当做自然之书的一部分来理性阅读!这就引出了与自然神论同为现代宗教学源头的圣经批评(Higher Criticism of the Bible)。如果说自然神论为宗教学开拓了道路，即构建并研究作为普遍现象的宗教;圣经批评所提供的就是部分研究手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圣经批评的异军突起，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语义学、版本学、历史学和解释学。为了阅读古代典籍，学者们必须掌握古代语言，追溯版本流变;既然《圣经》只是自然/世界之书的一部分，圣经故事和历史事实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我们该如何在具体历史环境(Sitz-im-Leben)中理解圣经故事?所谓的理解和解释又需要遵循怎样的原则?这整套学问在费迪南•克里斯群•鲍尔(Ferdinand Christian Baur，1792-1860)和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uass，1808-74)等人的推动下渐趋成熟，随即，弗里德里希•麦克斯•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 1823-1900)将其运用于对印度吠陀的研究，此举被公认为现代宗教学诞生的标志，换言之，现代宗教学正式诞生于以基督教模式为基础而进行的比较研究。

　　我们的故事终于进行到了第二阶段，宗教学之父缪勒已然登场，与之同台竞技的还有人类学之父爱德华•波内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这两人分别从事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却都以探究宗教起源为己任，这正是十九世纪宗教研究的首要主题。缪勒和泰勒同为自然神论的传人，与前辈略有不同的是，他们心目中对立于启示宗教的自然/理性宗教和自然崇拜直接相关，自然崇拜是众多宗教在历史和逻辑双重意义上的起点。虽然观点相似，缪勒和泰勒对自然崇拜的解释却截然不同，不过，截然不同的解释却一同见证着基督教欧洲建立普遍历史的雄心。德国人缪勒是浪漫主义诗人威尔汉姆•缪勒(Wilhelm Müller)之子，其父的诗作经舒伯特谱曲，至今仍广为传唱。缪勒本人游学于德法英三国，精通多种语言，术业上专攻梵文经典吠陀书，其研究以圣经批评的方法为方法，解读出吠陀宗教的“真相”—自然崇拜。这里的自然崇拜指对自然现象的抽象、神祇化以及进一步总结出超越性的法则。比方说，风有风神，火有火神，雷有雷神，诸神并存，都臣服于世界的本源(即印度教哲学所称的Brahman)。在缪勒看来，多神的吠陀宗教其实体现了理性原则，他甚至认为吠陀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萌芽，而后者是前者的成熟和完善。自然崇拜的价值不仅在于其理性，更重要的是，为工业化城市化所困扰的欧洲人热衷于去向吠陀书中的丰饶自然寻求他们日益迷失的灵魂，对德国人来说，这种寻求还参与构建他们的民族性，落后于英法崛起的德国尤其需要为自己寻找文化资源，而吠陀书所代表的雅利安文明正投其所需，俨然成为德意志文明的高尚源头(关于吠陀和雅利安，我会在以印度宗教为主题的文章里专门介绍)。如此看来，缪勒所研究的，究竟是吠陀年代的印度宗教，还是欧洲乃至德国的启蒙精神和浪漫主义、民族主义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