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提供新闻信息功能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禁锢人民言论出版自由最黑暗、最残酷的时期。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清朝的封建统治者罗织严密的思想牢笼，打击政治上的异己份子，限制人们的言论出版自由。在这种”避席畏闻文字狱”的严酷政治环境下，近代劳动人民在反侵略反封建的斗争中，创造性的发明了竹筹、揭贴、旗报、牌报、小册子等新闻传播工具，声讨封建政府，发动人民群众，提供新闻信息。太平天国起义军就曾通过大量印发的小册子和揭贴进行文字宣传，为印刷这些文字宣传品，太平军还成立了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的第一个出版印刷机构—“刷书衙”，传报天主诏旨、命令、官文书及官员任免事项的“提报衙”以及传递军情动态的“疏附衙”和“镌刻营”。这些新闻传播工具及其机构，在为群众提供新闻信息、鼓舞军心斗志、瓦解敌人士气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除此之外，对于新闻信息传播重要性的认识，较之以往的农民起义军而言，太平天国领导人的认识也是最为深刻的。在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提议在国人中创办近代报刊的是太平天国的洪仁开，他在《资政新篇》，提出了许多仿行资本主义的具体方案，其中就鼓励“开设新闻馆”、“刊卖新闻篇”。他阐述说这样可以“上下情通，中无奎塞弄弊者”。可惜由于此后太平天国的局势日趋恶化，没能付诸行动。
    (四)麻醉精神功能
    大众传播具有很多积极的社会影响，如:环境监测、社会协调、文化传递等。但有时如果因为某些功能被社会集团或个人所滥用，强化到不恰当的地步，或是超过了社会的承受力时，大众传播的负功能便会显露出来，影响社会稳定或使发展受到威胁，给社会带来消极有害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的的大众传播功能失调后的负作用。而麻醉精神功能又是大众传播功能失调的的主要表现之一。
    为什么太平天国关于上帝教的宗教思想传播会取得如此有影响的传播效果?究其原因之一，正如美国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所说的那样:“就麻醉精神而言，大众传播可以算是最高尚、最有力的一种社会麻醉品。其麻醉作用可能十分有效，中毒的人甚至都不了解自己的病端。这段论述一针见血的为我们指出了媒介具有麻醉精神的消极功能。而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信息传播活动中，那些古老的、传统的甚至有些落后的媒介同样也起到了麻醉精神的作用。无论是口耳传诵、讲道理大会、还是手写书、印刷书籍及小册子等，其目的无不都是想通过持续不懈的、反复的媒介宣传，使人们丧失辨别能力而不假思索地顺从现状。已下这段话，即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太平天国后期，外国使节慕维廉到天京访问，他报告他的见闻说:“……当干王属下官员集合于其殿前之际，有一青年上楼而来。我问其是否随征作战，他说‘是呀!’。‘你不害怕受伤或阵亡吗?’，他答:‘哦，不，不，天父保佑我’。‘但是，如果你被杀，怎么样呢?’‘那么我的灵魂将上天堂’刚。从中，可以对媒介对人们的精神麻醉作用窥见一斑。除了媒介自身所具有的麻醉功能外，宗教思想的传播也同样具有麻醉精神的作用。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书中提到:“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灵，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德国宗教学家布鲁诺·鲍威尔也认为:“宗教以其鸦片迷雾讲述彼岸世界的新境界。”上帝教认为皇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独一真神，它主宰着宇宙的一切。人世间的贫富贵贱，死生祸福，国家民族的盛衰兴亡，自然界的风雨雷电，无一不是由皇上帝精心安排的。洪秀全充分利用他自己创造的上帝，假借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名义，把分散的农民组成一支革命大军，使他们相信“吃天父饭，活则享天福，死了就上天堂。”、“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咬人”。但是上帝教毕竟也同其它宗教一样，不是按照客观世界本来的样子认识世界，而是歪曲地颠倒地反映客观世界，仍然是“颠倒了的世界观”。它仍然是鸦片，仍然是劣质酒和麻醉剂，上帝教思想的传播，给太平天国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祸害。洪秀全创造的皇上帝，最终俘虏了创造皇上帝的洪秀全，伴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上帝教很快就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