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进程，中国话剧迎来了新的历史性发展机遇。30年的成就、经验对今天的启示是什么?中国话剧如何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浪潮?在市场经济和文化体制改革的条件下话剧如何进一步发展?针对这些问题，11月27日，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召开了“与时代互动——中国话剧30年”学术研讨会。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出席研讨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刘彦君主持会议。本报摘要编发与会专家、学者发表的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以引起更加积极的思考。 ——编 者

　　徐晓钟

　　新时期戏剧艺术变革的驱动力来自时代!

　　“文革”后期，舞台上曾经出现了一批勇敢地揭露与批判“四人帮”罪恶的演出。随着“痛定思痛”时期的到来，观众开始不满足于对“四人帮”罪恶的表层揭露与批判，而要求中国文学艺术向历史、向文化、向人性发问。新时期戏剧在内涵上的实质变化是对人学的深化与对哲理思索的追求，这两个课题的提出，是艺术家们为着要回答时代向中国戏剧的“扣问”。

　　回顾历史过程，我们体会到：当社会经历了大动荡，处于时代转折的门槛上的时候，人们总要对客观世界和人自身进行反思。对人的价值、人生真谛以及人的本性进行思索;也总要从历史和文化内蕴中剖析它的人文内涵，剖析人本身，剖析人性。于是写意美学、表现美学的原则在新时期舞台上被广泛地使用。

　　今天回顾新时期戏剧艺术的变化对我们有深刻的意义。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在价值观及理想的追求，在文化艺术的需求上都出现新的特征，加上艺术不可回避地要面对市场;观众和我们艺术家自己的人文精神面临着新的课题，新的考验，这是每一个有良知的艺术家不容回避的!

　　努力使自己紧密地与时代、与人民共呼吸;努力倾听，感受时代、民族、文化及人性的震颤，是艺术家的职责与良知!

　　刘厚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话剧显然取得了巨大的收获，其具体表现是出现了一批优秀剧目。从《于无声处》《小井胡同》《狗儿爷涅槃》到《桑树坪纪事》《魔鬼面壳》《商鞅》再到近年的《父亲》《立秋》以及《郭双印连他乡党》《矸子山的男人女人》等，都突出显示了冲破过去公式化、概念化、为政治服务的藩篱，而向话剧本体回归的气象。这是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果实，令人兴奋。然而就话剧全面来说，也不可否认出现了衰落景象。内地许多话剧团都进入瘫痪或半瘫痪境地。我以为从某一角度说，这是对过去长期为政治服务的惩罚。那样的戏主要是给观众上政治大课，难以培养出观众对话剧的热爱之情。

　　出路当然有很多条，我这里只提一个问题。

　　为什么学音乐和爱好音乐的人都必须熟听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为什么近年大量外国交响乐团和歌唱家在中国大受欢迎?

　　为什么学美术和爱好美术的人都那么热爱传统经典名画，一有展览便峰拥而至?

　　为什么单单我们话剧界对中外的经典作品那么冷淡?这些年来演出的古今名作屈指可数，因而话剧家们难以提高专业素养，观众更无法开阔眼界。同样，中国话剧要继承自己的战斗传统，必须继承世界话剧的进步精华。

　　谭霈生

　　如果谈戏剧30年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中大有进步，这个“进步”估价的还不够，无论是戏剧创作、导表演艺术、舞台创作、理论研究方面，怎么估价也不高。

　　中国戏剧发展百年，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比如谈戏剧创作，我们继承的到底是什么传统?是我们最优秀的剧作家提供的传统，还是别的什么传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继承的是什么传统?这个问题的解决，还是从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开始的，我记得有这么一过程。中国戏剧在各种艺术样式当中走在最前面，靠的是什么?不是艺术敏感，而是政治敏感。当时出了一批剧，成就最高的还是问题剧，还没有完全离开“五四”时期以来的这条路。到了上世纪80年代，观众不怎么看问题剧了，所以戏剧界有一种危机感，开始探索，是从那时开始寻找新路，没有那个开端，中国戏剧不会有现在的状况。

　　这当中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比如对上世纪80年代的戏剧怎么评价?我认为那个进步，是戏剧本体意义上的进步!后来开始了关于创作的探索和戏剧观的讨论等。当时讨论双方有一个最大的误解是：形式革新与以人为本，应该是亲密合作的，不应该在那里争与斗，要争斗的话应该是别的东西，这两方面应该合作，应该互补。如果中国戏剧继续按照那条线走，中间不受到挫折的话，中国戏剧创作不会是现在这个状况。这中间挫折太多，问题太多。

　　但是不管怎么说，好多戏剧百年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在这30年解决的。没有改革开放30年，就没有戏剧的现在，也没有我们个人的任何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