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伦理学的当代意义伦理道德论文

2011-05-27 18:08:31 来源: 互联网责编：楷维留学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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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泛化"将追问引向"我们"的伦理生活和"我们"的文明秩序，使"奥斯维辛"不再是一个"道德的例外"，而只能是西方社会的逻辑结果，这当然要比"恶魔化"深刻得多。但是，"普泛化"也确实有可能为犯罪者提供托辞，乃至罪恶似乎都是被一系列社会、历史、政治或者心理的因素所决定，犯罪者不仅不是自我选择了"恶的行为"，反而同样是"恶的环境"之受害者。

      如果上述托辞成为"普泛化"理论的落点，那么它非但没有实现"反恶魔化"的初衷，而且恰好以另一种方式满足着人们对道德慰藉的虚幻的心理需求。二者的区别，不过是归咎于"他人"还是归咎于"社会"，"向外"指称罪恶的基本思路并未改变。就这一意义而言，保利菲博士针对上述两种模式所批评的"过高"或者"过低"估计"个人的自由选择"，似乎不是问题的关键。而他所论及的第三种模式，则是从"向外"的脱罪、延伸到"向内"建立罪恶的伦理依据。

      保利菲博士的第三种模式被称作"护罪"(APology of Evil)。根据"普泛化"的罪恶观，有人认为"奥斯维辛"的暴行只是由于专制的国家制度将人蜕变为毫无思想的机器，只是由于大众的无知及其对权威的盲目服从。而事实上，人们对罪恶的参与常常并不那么被动。因此"护罪"理论所揭示的，正是从"非罪"的动机导致"犯罪"的原因；或者也可以说，是为"犯罪"作出"非罪"的解释。

      的确，人类历史上的许多罪行也许并不完全是出于自私的目的，而是为了更高的道德原则或者政治原则、为了民族的前途或者某种虔诚的信仰。在一场真正的灾难之中，实施暴行和遭受暴行的双方常常是同样在谴责"不道德"。就连希特勒也认为德国的衰败是道德堕落的结果，要挽救德国就必须"重振道德"。保利菲博士在文章中还引述了希特勒本人的判断："只有日耳曼民族使道德律令成为行动的指南"。(14)

      "护罪"理论以及"奥斯维辛"所代表的暴行似乎可以说明：任何一个群体都有能力对善与恶做出全新的阐释，这些阐释的诱人之处，足以使整个群体坦然地投身于罪恶；他们并不需要抛弃道德，只需要用自己的方式去界定道德。所以在保利菲博士看来："纳粹的屠杀持续了多年，（在德国）却没有任何政界、法律界、医学界或者宗教界的领袖提出有意义的反对。……人们发现：纳粹主义的伦理原则……与西户的伦理历史存在着某种承接，……因而德国人接受纳粹的屠杀十二年以上，却仍然认为自己是有道德的人，……仍然认为这是实现纳粹的更高目标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既然如此，那么诸如"负疚"、"宽恕"等问题根本不存在：于是"罪"也得到了最彻底的消解。

      上述三种模式的核心问题，或许可以纳入这样的概括："恶魔化"是归咎于他人，以成全自身的清白；"普泛化"是归咎于社会，以摆脱个人的责任；"护罪"则干脆使"罪"成为"非罪"。三者共同的实质，都在于通过论说而使道德主体不必为罪恶承担责任。因此与其说这是"罪恶观"的三种模式，不如说是"脱罪"和自我慰藉的三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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