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的墙上挂着马丁·路德·金的黑白照片，非盈利性机构美国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新任主席大卫·科尔曼(David Coleman)2012年10月上任不久，就给6000位新同仁发了封信，宣布改革SAT，这也成为2013年美国本科申请中最大的事件。尽管改革已经推迟到了2016年，也不过是个缓刑期。

　　这场势在必行的改革会朝什么方向发展?是针对性极强地对抗宿敌ACT考试，还是会打上新大佬科尔曼自带的教育理念的烙印?这个新晋的全球最有影响力人物身上，有什么特色?

　　标准大纲成夹心饼

　　大卫·科尔曼生长在曼哈顿城区的高知家庭，母亲莉兹·科尔曼是本宁顿文理学院的校长。科尔曼从未遭受过考试压力，他从父母那儿听到的永远是“考试成绩远没有思考探究能力重要”。

　　对科尔曼来说，分数至上论是个传说。现在，正是这个没有受过考试压迫的人，把握着全世界最重要考试的命脉。

　　在领导SAT之前，科尔曼制定和推广了全美统一的数学和英语基础教育大纲(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下称标准大纲)，目前已有47个州的公立学校开始使用这套大纲。不过，在标准化考试备受争议的今天，标准大纲正受到来自左右两翼政客们的抨击，阿拉巴马州的一位共和党政治活动家甚至将其和希特勒对德国人的教化相提并论。

　　科尔曼表示他并不奢求标准大纲能被全美接受。这种态度遭到了支持者们的反对，他的一位老友，也是华盛顿特区以及教育咨询公司的高层安迪·罗瑟厄姆(Andy Rotherham)说：“这是对统一标准制定初衷的背叛。”

　　令人好奇的是，科尔曼如何卷进了这场21世纪的课程战争?

　　科尔曼曾这样总结自己的教育观：“硬性规定每个13岁孩子都能当众演讲是过分要求，就像向学习不开窍的后进生推荐大学先修课程。我希望孩子们的机会能更多元化，他们的施展空间能更大。”

　　学成归来成海待

　　从岱文森高中毕业后，科尔曼考入耶鲁，并和克林顿一样拿到了罗氏奖学金，先后在牛津和剑桥大学研究英语文学和古典教育哲学。在此期间，他遇到了自己一生的挚友，也是标准大纲的合作者杰森·赞巴(Jason Zimba)，他们一见如故。赞巴后来成了本宁顿文理学院的数学老师。这人是个学霸，平时除了泡吧，最大的乐趣就是备考。

　　回到纽约后，科尔曼本希望能到中学执教，没想到竟然被拒。罗氏奖学金的高级海归也结结实实地当了一回海待。没多久，他谋到了麦肯锡咨询公司一个职位，负责为公立学校提供咨询，成了纽约市教育部门会议的常客。在这个会上，科尔曼又遇到了大卫·谢尔曼——教师联合工会的副主席。

　　当时20多岁的毛头小子科尔曼像跟女神搭讪一样，开始有意结交谢尔曼：“我们互不相识，但我想向您介绍我自己，您是这场会上唯一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人。”这个开场白让谢尔曼在多年后都记忆犹新。他们开始了交流。

　　1999年，当赞巴和科尔曼创立了自己的教育公司Grow Network的时候，科尔曼邀请谢尔曼介入，后者成了前者的智囊顾问。“我总是告诫科尔曼，性子要打磨得强硬些，要坚持自己的信念，”谢尔曼回忆起当年，依旧像个谆谆教诲的长者。

　　谢尔曼提供的帮助不仅是提纲挈领的，也是细致入微的。当科尔曼做了自己的第一场全国性演讲后，他收获了谢尔曼的斥责：“你不能把华盛顿的民众和纽约客同等对待;在全国性的演讲中大放厥词，不是幽默而是冒犯。”

　　在这期间，科尔曼开始实践自己的理念—测试可以改善孩子的生活。但他发现教育的问题实在太深重了，“考试成了标尺，这绝对无法形成高质量的测试。”他把Grow Network卖给了麦格劳希尔集团(美国著名的的教育、信息及金融服务机构)，然后创立了非盈利机构Student Achievement Partners(学生成就伙伴)，开始推行标准大纲。2008年，他和赞巴完成了一篇呼吁“让数学和科学考量标准更简化、更明确、更高难”的论文。

　　就在论文发表之前，全美州长协会开始筹划建立一套全国统一的教育标准，让跨州转学的学生能够实现无缝对接。他们对科尔曼“更简化、更明确、更高难”的理念很感兴趣，于是拉了学生成绩伙伴入伙，一起制定标准大纲。

　　这个项目还得到了盖茨基金的资助，发展十分迅速。到了2009，恰逢奥巴马政府为《力争上游教改计划》拨款几十亿美元，促使不少急于求变的州签署了标准大纲。对此，曾在美国教育部供职的共和党教育政策专家Andy Smarick评价他们太仓促了：“不少州根本没有做好准备，结果就是一团糟，到现在还是一个烂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