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裔在全球科技业中的成功已经毋庸置疑，远的不说，单论谷歌新掌门皮查伊和去年上台的微软CEO萨蒂亚·纳德拉，仅仅这两家公司，印度裔高管就已经掌管了8000亿美元的市值，印度正在成为一个“盛产”CEO的神奇国家。

　　如果我们再往下分析这批“CEO”们，便会发现一个现象：不同于一些族裔高管都是移民二代，这一波登上硅谷权力顶端的印度裔高管，都是土生土长的印度人，他们在印度顶尖的高校完成本科教育，再蜂拥至美国，进入美国名牌大学如斯坦福、麻省理工学院深造，然后加入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再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这些来自印度高等院校的学霸精英，在世界上形成一个庞大的“CEO兵团”。

　　中印两个同为亚洲的人口大国，有诸多相似之处，同为美国最大的两个留学生来源地，我们很自然地会把对方当成镜子来做个对照：为什么印度裔比华裔在美国更成功呢？两国的留学生在美国的校园中各自有怎样的表现？是否这些差异影响了各自日后的成就？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些什么？我们的孩子如何扬长避短迎头赶上呢？

　　带着这些问题，环球网记者采访了张伯庚（Julian Chang）教授。张教授出生于波士顿，获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在1993-1996年期间担任Cabot House的本地院长，同时就职于哈佛大学对外关系发展办公室。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艾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Rajawali基金会亚洲研究所常务主任。

　　在执教哈佛大学期间，张伯庚教授对中印留学生也进行了一些观察，对于印度裔在职场上获得的成功，张教授认为，或许可以从他们在海外留学的表现中找出部分原因。

　　中国留学生数量增加 热衷抱团影响语言和文化的融入交流

　　在印度人职业成功的基石中，语言必定是其中之一，“比方说语言方面印度是英文为主所以很多人就说语言没有什么障碍。” 张伯庚表示，中国留学生在语言上比较吃亏：“比如说你语言要不是母语，你要是过去（留学），一个礼拜要读一两本书，写两三个稿子，就很吃力。”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面对海量课业时往往被语言束缚，而且近几年这种束缚又有了新的变化：“以前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对语言倒不是有特别大的障碍。比方说你这个班里要是有一两个中国人，那没办法只能跟其他的国外的学生来往。但现在中国学生数量更多了，我在哈佛有很多学生，比如说是南方来的学生希望跟南方人一起。我认识一个中国在英国留过学的学生，在商学院(微博)念书，他是东北人，他说他那个学校里有两个四川来的学生，他们坐在一块的时候就说四川话，他这个东北来的学生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是从语言的角度来看，是一个问题。然后就回到印度留学生，他们没有语言的障碍，所以他们跟其他的美国学生交往很方便。”

　　张教授表示，中国留学生热衷抱团，对于融入当地朋友圈缺乏兴趣，这种习惯养成后在他们走入外企职场后就会显露出弊端：“无论是价值观还是习惯，比如说他们在美国的企业里很多是outside office，你要是不去看球，不跟大家一起去吃饭、看球、玩儿，那就很难加入领导圈。”

　　中国学生沉默谨慎 印度学生能言善辩

　　虽然印度人口音带有浓重咖喱味，但他们从不惮于发声；而中国学生说英文没问题，但是要走到高层，用英文辩论，阐述观点的时候就会显出弱势。“在美国，很多美国的企业、跨国企业都有很多印度人在当CEO或者是CTO、CFO。甚至哈佛大学商学院很多教授都是印度血统的，所以也可以说他们在语言方面没有障碍。另外他们强调表达和辩论能力。他们从小就培训，就可以在现场说得很好，想得很快，然后说服力很强。”张伯庚强调这是教育培训带出的习惯：“在印度，他们受到英国传统的或者是英国习惯影响更多。所以你要在口头上的辩论，而据我所知，国内的教育系统并不是太支持这种。我不是说中国的学生没有不同的想法或者是习惯，是指他们的习惯、培训教育，一直不强调这方面的东西。可是英国和美国的传统就是辩论、说服对方。特别是美国法学院，你看企业家很多都是从法学院出来的，然后当律师当了一会儿，然后就转向其他行业，很多也是sales方面的，当然工程师要是创业自己可以当CEO。sales你可以慢慢的往上升。当然我知道现在国内很多的商学院也开始强调soft skills，PPT，沟通的方式，这个可能慢慢会好起来。”

　　印度学生和中国学生相比较之下显得更为爱辩论敢于发表意见。 印度人在一起，经常为了讨论而讨论，不惜时间和精力。在学校里，老师会组织学生进行辩论。而当他们把这些习惯带入跨国企业的工作中时无疑又增加了一个优势砝码，中国人的沉默谨慎，唯恐“祸从口出”的习惯，也意味着容易导致错失良机。